Silence du sternum

大气层从上方和下方被照亮，变成了胸骨里积极的，空虚的生活。

日常生活的质感已经改变，到处都是脆弱的感觉，野猪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镇中游荡，在泰国的华富里，一群不再由游客饲养的猴子正在街头打架，在因病毒而空荡荡的城市中，出现了不人道的美丽和激烈的生命斗争。

零、

错开巴黎1100年的热闹，成千上万的巴黎人装满了行李箱，争先恐后地搭着最后一辆火车在宵禁前赶出了城市，不难看出这场面在其音调和后果上都具有戏剧悲剧的叙事结构和道德张力。

任何经历过二战的人在见证这些场面时，都难免回想起1940年春天德国军队到来时从巴黎逃亡的情况。这个图像特别生动，因为巴黎自由博物馆（Musée de la Libération de Paris）几周前才举办了展览，LES PARISIENS DANS L’EXODE DE 1940，出埃及记的海报遍布全城。今天的气氛和当时一样，不同之处在于现在看不到敌人了，只有同样静谧的街道。

一、

云层在天空上弹起，昨天下了雨，薄雾绵绵，暴雨成片，没有attestation的海鸥似乎只能不稳定地射向邻居的屋顶。

在隔离期间，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类的声音更能慰藉人。

我很久没听见声音了，房间里的一切都已经朝着地壳推进，发芽，等待出生，春光之下，窗外是一方一动不动、哑然无语的天井。

过去十年里的消息传递早已经超过了电话，即使是疫情期间也不见得会有朋友在电话里问候你：comment ça va ? 不知道算不算隐秘，平常爱听播客的一个原因也是人耳直觉所能带来的的亲密关系，而电话在除此之外，还带着对人与人边界的某种尊重。

在这样的沉默日子里，我勒着细软的凉鞋，坐在窗前，看着海鸥，听着朋友在言谈中向我热烈推荐Pierre Michon的小说，阳光照耀心胸。

二、

太久没有社交生活，昨晚久违地做了个梦，在厨房，梦见你抽着烟，我喝了一瓶Diet可口可乐，我们在波光粼粼的弦乐声里谈论了Covid-19，在共同喜欢的新闻节目中发表评论，并对特朗普表示同情，最后你说，你最近在给一本小说加注，希望我看看。今天睡醒时回味昨夜梦里的声音，令我惊诧的是，梦里的放松状态和隔离状态之间的差异来自于我们对大约一半对话的原始数据之间存在的嘲弄。

梦是欲望的满足，我尝想，给书加注是对未来的希望的表达，就像子宫内的孩子和苗圃里的树苗一样，在文本上添加注释，你确认我或某人会再次翻开这张书页。

除此之外巧合的是，今天醒来还真收到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初稿，像是一份confinement的馈赠，故事写的简单充满呓语，方式隐约指向李斯佩克朵，尽管角度还有些散乱，小说还是像一棵树一样缠绵不休的生长，这时代众声喧哗，猜想朋友写小说的力量也应当来自于一种对特殊话语的号召。

窗外阳光斑驳，给自己雕刻的白石膏雕像游弋俯冲椰林之下，粉饰出手掌，像个热带幽灵，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发烧了。和梦里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需要，我的朋友们去看我所看到的，听我所听到的，阅读我所阅读的东西。

梦的含义大概是在对抗真空的房间，梅洛·庞蒂比海德格尔更具体地了解我们的存在，即身体与周围物体的存在和接触，马尔库塞提出了与世界建立“色情”关系的可能性，我想，和周围物体，我们需要的是种声音上的“共振”。

三、

可问题是，什么样的共振，什么样的情感狂欢能将人们从缓慢的忧郁中唤醒呢，情感狂欢是一种对待我们虚无主义疾病的“有罪”形式，每一次这样的情感狂欢都必须付出代价，情绪爆发使我们避免承受意识的负担，责任的负担，以及无能为力的负担。

真空中听不到一点尖叫，隔离期间我甚至能在家里扯着喉咙尽情喊叫，用佛洛依德的理论分析，折磨着我的是一种语言的失灵，一种不完整的意识，即语言只是对被感受到的事物的随机回避。

用锤子一敲，在倒塌的通天塔下挣脱沉寂的时候，人类的声音就带上了神秘的愤怒和亵渎感，之后愤怒越演越烈，四野延烧，说出的语词也越来越有力量，甚至颠覆死亡和诸神相媲美。

“共振”是声音的起源，至于人类的语言如何产生，苏格拉底在《克拉底鲁篇》中告诫，这是个谜；但一定与愤怒有关。

四、

在一个古早的历史角落里，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消除愤怒，我们将拥有一个道德上更好的世界。这种传统起源于古代的斯多葛主义和佛教，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和政治家塞内卡写道，愤怒是疯狂的一种形式。

尽管最初的愤怒可能是合理的，但我们倾向于将无休止的不成比例的复仇视为范式上的非理性疯狂。情绪过强会造成伤害，八世纪的印度哲学家和那些希望走开悟之路的僧侣只与怀有最小的愤怒种子的人结为侣伴，我这么易怒，心底的种子大概早就长成了参天大树。

当代世界里，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继承塞内卡和斯多葛式的传统，认为愤怒是一种内在的错误的态度，因为愤怒中充满了具有报复性和破坏性的前瞻性“回报愿望”。我们对任何挫折或不公正的反应都是前瞻性的，为了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愤怒确实是一种内在的敌对态度，以残酷为结局，并意图残忍地对待个人。

后来，形而上学的另一个角落里，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发表了一篇“自由与怨恨”（Freedom and Resentment）的论文，结论是我们将愤怒注入生活之后，才有了情感成为道德责任的基本机制，敏感于不公正才能得到维护正义的动力。

又想起来最近新读到的形而上学诗人，政治家，Andrew Marvell，在咖啡馆里闲逛，满腔愤怒，作诗探讨灵魂和肉体如何作战，最后心身分裂，死于肺结核，和当下的病毒也呼应。

从愤怒中一俟平静下来之后，人生的事实是，我们对我们收到的待遇有着直接的情感脆弱性，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给某人带来不公正的待遇和痛苦，以及之后的愤怒和复仇。

这待遇也包括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关在笼子里，所以应该适时出门给自己放个风。

五、

不管事情变得多么糟糕，研究历史的一种舒适感是，您总是可以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找到比这糟糕得多的事情，历史连续相通，社会反应的逻辑不会突变。新病原，旧历史。

无论现在看新闻多么愤怒和痛苦，黑死病期间的死亡肯定比武汉殡仪馆更加没有尊严。挖出深沟，将尸体逐层倾倒入其中，再在上面铲上一层薄薄的黄土，当时的薄伽丘写：“今天对死者的尊重还比不上对死山羊的尊重。”那今天呢？

尸体，疾病和药物的恶臭似乎充满并污染了整个大气，与今日不同，在没有政府敦促的情况下，当时一种极端的社会距离就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都因患病而慌乱，孩子们抛弃了年迈的父母，牧师抛弃了他们的羊群。

有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坐在庄园里，摆放着食物和美酒，用音乐和诗歌娱乐自己，拒绝接收任何有关死者的消息，自由好似君王；而另外一些人，往往是那些无力逃脱的人，变成了宿命论者，开始抢劫死者的房屋，洗劫食物和饮料，无视被感染的风险。

无论哪个年代，过去还是未来，打开窗扇，全人类看到末日冲向我们，能睁着眼睛去记录死亡尊严的人都足够伟大，街道上和庄园里那些卑劣的、头脑迟钝的，浑浑噩噩的哲学反刍动物只会感到恐惧和惊慌，或者麻木，我自己并不属于前者。

六、

In the literature of pestilence, the greatest threat isn’t the loss of human life but the loss of what makes us human.

启蒙运动的伟大梦想是进步，而流行病的最大恐惧是回归。雪莱在弗兰肯斯坦里想象将身体的各个部分缝合在一起来创造一个男人，而在最后的男人中，她开始想象文明的瓦解，椎骨裂成两半，人类顺着一个梯级下降到另一个梯级，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逐个死亡，原始的夜晚血腥地爬上曾经建造的梯子。

鉴于进步思想家坚持的未来：未来是最近过去的装饰版本。荒芜的街道将再次充满，我们也将让半暝天光的洞穴如释重负地再次闪烁。当然在疫情封城的政策中我们可能尚未到达终点，我们也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之后的世界将不同于我们在正常时期所想象的世界，不是一次平衡中的暂时破裂，我们赖以生存的危机会是历史的转折点。

在谈到所有关于生存危机和选择的话题时，自由主义实际上被认为是一种实验，它是在消除社会凝聚力和一种政治合法性的传统来源，并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承诺取代了它们，该实验现已顺利进行。而要抑制这种病毒，就必须将经济活动暂时关闭，尽管这只能是暂时的，但是当经济重新开始时，它将是一个政府采取行动遏制全球市场的世界。

横跨山脉，遍布海洋的全球化高峰时代已经结束，依靠全球生产和较长供应链的经济体系正在演变为相互联系较少的体系。依靠不断的位移所驱动的生活方式已经停止了，与以往相比，我们的生活将受到更大的身体约束也更加虚拟化，一个更加分散的世界正在出现，它从某些方面来看，可能更具弹性。

À la fin, 期待明天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