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法国退休改革

现代性有两个不言而喻，衰老和死亡。而科技和药物铸就了一个新的老龄化时代，使我们年迈却不衰老，预期寿命在增加，受社会抚养年龄也同时在增加。

法国政府在9月份发布了《退休制度改革白皮书》，旨在以单一积分制体系建立统一养老金体系，就业者每缴纳1欧元社会分摊金就自动积累1分，最终以64岁为基准退休年龄。

这之后，全法有近150万人参与了游行，巴黎交通瘫痪已经超过一个月。

好消息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终于放手，在致社会伙伴的信中承诺愿意撤回养老金改革中64岁基准年龄的条款。明天早上醒来，巴黎地铁将重新开动。

条款撤回，但是办法还是要想，政府要在2027年之前实现收支平衡。虽然从逻辑上讲，要求一项用于社会保护的支出财政平衡本身就有些滑稽，不过目前来看，未来几年法国的养老金储备已经无法维持赤字了。

借助于积分机制，政府直接参与进以资本融资养老金的经济社会，社会为经济服务，这算是一次政治的投降。

建立普遍制度本身是件好事，政府所倡导的正义原则看起来似乎简单又合理：不论身份职业或收入水平如何，缴纳的每一欧元都赋予其同样的退休权利。

可这一原则等于将现存的工资不平等与工作分配不均匀化为乌有。

如果我们考虑到某些行业的平均寿命少于其他行业，很难工作到64岁，这个普遍性基准年龄还公平吗？或者我们反过来运用这个平等原则“缴纳一份贡献，享有一份权利”：一个不缴纳所得税的人也不应当享受义务教育，或者对社会贡献不大的残疾人也不应享有更多优待。

游戏的新规则，一言以蔽之：对所有人采用相同的缴费率，绝对的平等主义。

个体之人所具有的一般利益与个人尊严绝对不是：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无论对个人或社会的后果如何。

爱德华·菲利普讲话中称政府实现普遍性的野心是社会正义的野心。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都知道平等不等于正义，正义不是数学上的平等，社会也不能简化为数学计算。

上古以来，罗马共和国的伟大捍卫者西塞罗这样定义了正义：所谓正义，首先和根本上涉及的就是确认、维护和保障个体之人作为自由体而具有的权利、责任与尊严。唯有保障与维护个体人的这种不可替代的绝对权利、绝对责任、绝对尊严，才真正谈得上保障人的财产以及其他世俗利益。

如果说正义要求以某种普遍原则来规范、约束相互之间的利益，那么，国家的维持与强大恰恰不需要正义，相反，倒是需要非正义——以强力手段牺牲他人利益，获取自己的利益。

再谈及法国社会正义，现任政府去年十月为富人免去了财富税ISF（l’impôt de solidarité sur la fortune），股息和利息的“固定税”（flat tax），这些措施显然不能被称之为税收正义。

无论任何革命，原则上不涉及最富裕人士的改革都是非法的。

这个制度的推行会使政府大大降低法国的社会保护水平，而低收入人群在退休年龄之后对他们的高度依赖，注定会令越来越多人丧失生命终结时的尊严。

我们社会真正的耻辱在于养老金背后的贫困。

两个退休金系统之间毫无头绪的过渡期，积分体系之下养老金数额的不安全感，退休人员的贫困率，都需要一个更好的治理方案。

而在寻找这个治理方案的道路上，爱德华·菲利普的让步无疑是对法兰西人民去年无数场战斗游行的极大勉慰，没有团结就没有真正的冲突。在日益激化的社会问题面前，为了正义和平等，一个民族裹挟在暴力和法制之中与政治家的对话，斗争，甚至吐口水，都值得今晚共同的庆祝。

退休改革的基准年龄背后也是我们所不断争斗的一条边界，一条青年与老年之间的边界，这场斗争在发展，青年与老年的概念建设也在发展。

看向老龄化的目光，也使我们开始反思当今社会对于青年人的价值。

在很久以前，根据希腊罗马神话，晚年被认为是一种诅咒，与“至高无上的幸福”有关。西塞罗甚至颁布法令：“我们必须与老年人作斗争，就像我们必须与疾病作斗争一样”。

如果弗洛伊德使爱神与生命动力相对应，则在衰老的人中，死亡动力开始优先于生命动力。人的暂时性正在出现，消极成为快乐的作品。

比如有人觉得自己长期受病痛的折磨而衰弱了，最后求助于药物的帮助，给自己适当加强某些生活规则，而不再越雷池一步。

为了活下去，我们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比柏拉图的蒂迈欧自己想象的更老、更腻、更远离上帝。

我们的社会排斥老人，老人不具有社会角色，模糊的只是一个未知又可怕的未来投影，但是他们的不幸命运却将是对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谴责。

而在漫长的工作寿命后，带着老年人的缺陷，如果能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出工作的困扰，获得个人发展权，抓住退休这根稻草，将是福利国家能给我们的最温暖的怀抱。

最后是一首François Fabié的Savoir vieill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