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反病毒战争

上周六商店关门之后，法国各大城市在惊奇和昏迷之间醒来，今天马克龙开始执行最严厉的居家隔离措施，世界末日的景象对这个拥挤在花园晒太阳的民族来说还太不具体。

在欧洲已成为Covid-19流行病的重镇之时，中国模式已经证明了其在处理危机时的有效性，尽管西方社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准备效仿。首先，不得不承认中国拥有一个强大的卫生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开辟隔离数百万人的区域，在十天内建立医院，并且最重要的，令十几亿人对政权指示强烈服从。

而另一方面是，对信仰极权主义民众来说，隔离不仅是强制性的，更是解放性的。 瘟疫时期，中国政治体系的极权主义基质下的集体主义措施越严格，无权利状态下的中国民众反而认为越安心。在一定程度上，我说，隔离“解放”了信仰极权主义的民众。

在这个观点下，就很容易解释中国和西方国家民众对于强制性隔离政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法国宣布封城之后，身边留法华人对慌张囤货的法国人甚至表现出了荒诞的胜利者姿态，瞧，我们的办法才是最有效的，这最终是集体主义的胜利。

我们痛恨不遵守集体纪律的人，“人民反病毒战争”的隐喻在中国已经被各种国家行为者引用：“谁不宣告自己发烧谁就是人民的阶级敌人”，“家乡建设你不在，千里投毒你第一”，这些张贴在墙上的言辞和习俗在中国并不突兀，关于爱国公共卫生的“毛主义”言论被极端政治化。

“爱国卫生运动”这是个怎样毫无意义的词语啊，三个世纪前卢梭也在意大利隔离，疾病比社会契约更早的出现在我们没出生的时代。现代的主权国家存在于个人与自身所订立的契约当中，而个人出于自我保全的本能，不会签订对自身不利的契约，因为社会契约所承诺的权利平等与正义理念来源于我们的天性——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爱，更何况主权国家完全由个人组成，那么它的利益与成员的利益是一致的。

而在中国，放弃除了自身安全以上更高层的的需求并令人不难以接受，但自相矛盾的是，弥漫的集体责任感中，个人既将自我保护的能力交给集体，又因为采取居家隔离这类极端措施而向政府撤回个人保护，信念在不断摇摆。从斯宾诺莎的思想自由谈这种“解放性”：人类获得自由的途径并不在于摆脱自己行为的必然性和因果性，而在于从外在的或强制的必然转变为内在的或自由的必然。

回到病发初期，尽管通过中国公共卫生系统来应对新型病毒的经验还很少，而一月初武汉间断更新的病例数，对人与人之间的可传播性的隐瞒以及对吹哨人，发哨人“散布谣言”的恐吓，Covid-19所引起的紧张局势和所产生的反应是一个从毛泽东时代的健康政治化到最近的疾控体系改革的较长时期的沉淀。

谈及健康政治化，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国上多次演过的彻底的健康政治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六十年前由于统购统销和过度徵粮而导致的大饥荒，至今依然无法自由的谈论，五十年代以彻底的污名化为代价对麻风病的控制，麻风病人身上的沉重的不良阶级标签，直到墓碑上，都没有被摘除，被歧视，被隔离，和被烧死的肉体昭示着体系的尽头就是地狱般的乌托邦。澎湃这篇中国麻风病人的报道令人不忍卒读，被强制隔离的麻风病人，时代欠他们一声道歉，这一个个故事塑造着中国人对Covid-19的反应所基于的健康面孔。

返回欧洲，遥望远处的灾难，西方最初以关注、同情及支援的姿态来参与事件时似乎跻身于一个文明化了的共同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法国支援的口罩上也写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春来“，这些都明示着世界人道精神的进步。而人类的同情心被距离拉伸时，必然会挥发、黯淡，再加上政治宣传，就变得扭曲不堪。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世界各地对华人的歧视，对中国政府的攻讦有加无已，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也开始回过头指责最初马克龙援助口罩的道德行为，甚至归之为导致病毒迅速在法国扩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咳嗽最初伴随着欧洲的笑声，中国强制性全民居家隔离被西方媒体称为反应过度和损害人权，可与此同时全球化世界又迅速向我们揭示了其对全球公共卫生冲击以及地缘政治冲击的脆弱性。和武汉空无一人的街道一样，西方爱尔兰的酒吧，荷兰的妓院也很快门庭冷落，民主国家遏制病毒的策略又能是什么？

马克龙上周四的讲话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抗击病毒，“quoi qu’il en coûte”，而把自己置于接近道德真理的境地，不过当然，真理的代价过高，真理的民主市政选举需要立刻进行，医疗物资需要无中生有，经济活力也需要支撑，欧盟成员国的边境协议也要遵守。不过就其本身而言，欧洲在疫情爆发之前已经处于非常萧条的状态，现在，陷入衰退的迹象更加明显。中国模式一定不是唯一的解法，而面对迫在眉睫的苦难与当下沸腾的危机，激进主义不敢提出质疑，自由派也丧失了其骨气，乌托邦思想只能装聋作哑。

十年前在全球深陷危机之际，巴黎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大会提出：

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反抗是自由的要求，乌托邦是向往的愿景，三者缔结社会运动的历史。

现在看来，不仅限于经济危机，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全球化下，健康，人身安全，文明及其普世价值的危机也是必然的，而面对必然危机，积极推动必要性反抗时，何种形式的乌托邦是我们的现实所需要张扬的？